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史的专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史纳人全球史的框架内观察，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独特的一面即突现了出来，例如：它古老及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它广阔的疆城与庞大的人口规模，它的统一与内聚，它那发着异样光芒的文化等。对这些独特性做出合理的解释，无疑是中外史学界感兴趣的事，而且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从总体看，并非所有答案都与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相符。
<<我的中国史>>尝试着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以两个史学原则为基础：其一，人类不管怎样努力，永远不会发展出一个无痛苦、无罪恶、无悲剧发生的天堂式的美好社会，因此，人类虽然能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步，但并不表明未来的社会一定比现在或过去的社会完美；其二，从秦汉至满清这两千余年，中国是成熟的、完善的农耕文明的代表；今日的欧美西方社会是趋向成熟的工业文明的代表。不同种类的文明有不同种类的价值体系及自我评判标准，因此，既不能机械地用农耕文明的价值准则去评判今日的西方社会；也不适合用今日工业文明的价值准则——诸如进步、民主、科学——去指责古代的中国社会
限于本文的篇幅，不可能做大量背景或逻辑的铺垫，因此有些论点可能显得过于唐突；不过这也没有问题，读者倘若有兴趣，可参阅<<我的中国史>>。
一、中国文明是从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来的？
西方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在古中东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较高，从开始即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宇宙观、艺术与习俗。中国的多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则倾向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但他们在西方史学界的压力下信心不足，所以乐于接受这样折衷且狡猾的观点：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来文明轻微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争论是，外来文明的“轻微影响”到底发生没发生过？，如果发生过，轻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因为寻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证据或反面证据都非常困难。
根据当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国文明从开始即有着浓重的农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黄河南北的那些农业村落，与今天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有着诸多血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们就是今天中国农业村落的雏形。中国的农耕文明即是以这些古老的农业村落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二、夏朝是否是虚构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找不到有关它的遗址？
夏朝不可能是虚构出来的，首先多种古书都对它有间接的记载，《尚书》中有“殷革改夏命”之类的说法；《诗经》上多处提到大禹王的事业；《左传》、《国语》仅引用夏书、夏训、夏令中的材料即达19条，所记夏代的事迹有34则。
其次，商革改夏命后，遗存下来的夏王室同姓封国不少，直到周朝时，尚有杞国、缯国得以延续。
考古工作者找不到夏朝遗址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指导思想的偏错有关，如：认定夏朝是以夏族为主体的政权，而其承继者商朝是以东夷族为主体的政权，夏与商是两个有根本文化差异的部族。所以他们热衷于区分所谓“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结果黑暗中寻找黑牛，弄得一头雾水。实际情况极有可能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迩，政治亦然。”
三、鬼神在商朝时热心人间事务，为什么到周朝却变得相对冷漠了？
在商朝，权力传授规则没有严格的定制，从汤至纣三十一王，王位递传三十次，其中父死子继者十六次，兄终弟及者十四次。我们不知道商王与其兄弟子侄之间的具体政治关系，比如他们是否有封地？其王位传授标准是什么？只是可以推测当时的权力交接方式麻烦很多。为了避免围绕权杖的骨肉相残，商人不得不请鬼神下来帮忙裁决。商朝的倒数第四任天子武乙，可能想确立一种传子制，所以有意贬低鬼神。他与天神下棋，让人代神行棋，天神输了，他故意戏弄、侮辱它，作一个皮囊，盛血，悬而射之，谓之射天。传说武乙天子因不敬神后来被天雷震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武乙之后的商朝诸王，皆是子承父位。
周朝的开创者在武乙王留下的传统上创建了宗法制，该制度规定，周朝的权杖只能传子传嫡。因有制度方面的保障，周人对鬼神的依赖程度降低了。
四、诸子百家在东周时期争鸣的社会根源？
在中国，封建制度是一种由部族联盟慢慢沿化而来的古老政体，它的最大特点是：拥有土地的领主同时拥有政权，而且政权在封疆内是世袭的。
由于周革商命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相对较小，周朝不仅继承了商朝的物质及文化成就，还继承了它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开创不久即趋向繁荣。
到西周未季，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古老封建政体的外壳被冲破了。这首先表现为，那些经营得力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国，普遍有了忽视、甚至挑战周天子权威的倾向，而周天子无可奈何。继尔，各封国开始自由结盟，自由地决定对他国的战争；而且在各封国内部，那些对自己领地经营得力的卿臣们，也不安心旧礼法安排给他们的位置，开始阴谋杀君逐君，或者架空君主。各封国为了在失序且弱肉强食的国际丛中求生存，为了控制国内的政局，不得不设法增强综合国力，且把国内的权力向君主手上集中。基于此，它们不得不放弃贵族世袭制，任人唯贤；不得不削弱卿大夫的实力，尝试着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设直辖县；不得不废弃井田制，制订针对全民征税的政策。
面对封建制度的崩溃，哲人们纷纷出来贡献自己的救世方剂。其中老子、孔子学说的主旨是拯救封建制度；而法学说的主旨是埋葬封建制度。法家顺应了时代大势，他们成了胜利者。
五、东周时期光辉灿烂的思想学术，持续到汉初即黯淡下来的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溪流，它在东周时分成很多支系，相互竟流，让人眼花缭乱。在东周前，中国传统的溪流中本身就包含着儒、道、墨、法、阴阳、名、农等诸学派的成分，且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夏朝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商朝是个很重视礼制的朝代，据书经记载，周礼是周公旦参照商礼制订出来的，春秋时期守礼的典范孔子与宋囊公，都为商朝贵族的苗裔。在东周，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趋向衰败，出于救世的目的，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解释，从期寻出药方。由于他们站的角度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问题的某方面强调和发挥，而忽视或否定其它方面，因此他们的思想看上去虽精彩纷呈，但因个性太强，都有极端化倾向；在当时，这无可厚非，对急症、重症是必须下个性鲜明的猛药的。在各家学派开出的救世方剂中，惟法家的药方最有效果。法家专门为消灭封建制度，建设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来，他们抓住了东周时代中国的病灶。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令中国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经解除，社会又该回到正常状态了。但出于惯性，秦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药剂，结果引起药物中毒，只存在了15年即暴亡。汉初高祖皇帝尝试着用道家的药剂调和秦朝的遗毒，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汉武皇帝同意董仲舒博士的观点，坚持认为，只要中国农耕文明的性质不变，东周以前的古老统绪就应该被最大限度地继承下来，否则中国社会就难恢复健康。董仲舒的主张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张，在东周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中，唯有儒家，最迷恋古代的传统秩序，立志复古。孔子述而不著，他小心翼翼整理五经的目的，就是打算继承和发扬书中保存的古老意识形态。
董仲舒立志要为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画上句号，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承担着中国农耕社会改制而不变道的两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已由法家完成，第二重使命必须由他董博士代表儒家学派完成。孔子与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东周时期郁郁而不得志，很容易理解，他们提前了三、五百年，不合当时的历史潮流。董仲舒是个幸运而有才华的历史工具，他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把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重新纳人了一个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体系中，这个理论体系对殷商、西周传统作出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解释。
董仲舒以后的中国社会用现代西方的理论观念评判其是否为“封建社会”，是令人尴尬的。在政治上，它毫无疑问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用中国人的标准评判不是，用欧洲人的标准评判也不是；但从文化方面考虑，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广泛地继承先秦封建社会的传统，在诸如思想意识、礼法制度等方面，与封建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如果有人称这一时期的礼法制度为“封建的礼法制度”，也完全合适。
六、东周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现个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诸子百家齐争鸣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七， 从秦朝始，为何历代朝廷都奉行重农仰商的政策?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代的目光看，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及其以后的王朝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日趋完善，它没有必要冒险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业文明的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病痛。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那样给广大民众普遍带来利益；相反，商人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人争利，会扰乱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的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各业的比例协调，始皇帝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二等臣民，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种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人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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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传统等级秩序的内核是什么? 来自西方的平等观念主要有两种，分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宣扬社会成员在经济利益上平等，但默许社会成员在政治上不平等，干部高于工人，工人高于农民，农民高于被专政的对象──贱民。结果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得到了经济上的特权，经济上的平等成了幻影。资本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宣扬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平等，默认人们在经济利益上不平等，但亿万富翁与流浪汉，对政治的影响力显然难一样，有钱人总能凭借经济上的优势为自己在政治上谋得特殊利益。
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宣扬平等，从来都认为社会成员在政治与经济上不平等天经地义,这是因为社会上的各种职业不可能含金量相同，宰相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收入不可能与衙门中掏厕所的杂役一样高低。从更深的层面上讲，人生而就有等级贵贱差别，它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为社会天然角色上的差别：如君与臣、父与子等；另一个方面为生理上的差别，如贤与劣、聪与愚、男与女、老与幼等。事实上，一个社会只有诚实地承认社会成员天然不平等，有高低贵贱之分，才能成就真正的平等。
中国社会传统的等级制度，是圣人本着尊重自然法则及用理性调和社会天然不平等的原则设计出来的，它的核心内容为：贱愚者尊重贤能者；臣下敬爱君主，下级听命上级；后辈服从长辈，儿女孝敬父母；女人顺从男人；商人的政治地位低于农夫等。它的雏形，可上溯到东周以前很久远的年代，董仲舒将它与阴阳学说中“贵阳贱阴”的原则结合，认定它与天地万物同在，只要天地运行的规则不变，它的存在就永远合理。
这套等级秩序虽然近百年来遭到文人政客们的口诛笔伐，但它的每个细节，无不有公正合理的一面。”
此言另某茅塞为之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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