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国学”有四大硬伤

作者：张继合

“国学”又成了一块唐僧肉，成群的学者希望从中获得利益。振兴传统文化还不好么？让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抬头挺胸还不值得快慰吗？好是好；像眼下这样“集体打狼”，本身就不是学者的作派，反倒令人怀疑，所谓学者打造的“国学”圈，是起哄架秧子。弄得满城风雨，似乎“国学”又要影响几代人了；其实，最终还是恶心了民众、忽悠了媒体，说大话，拾小钱。
这么说，并不是拿好心的学者先生们打岔，因为，当代人“玩国学”有四大硬伤，无方可济，也无药可救。
（一），国学的文脉已经彻底断绝了。
很多人未必真正了解国学的知识体系，近些年，中国概念被偷换，而且日益庸俗化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连国学的边都没有沾上，大概只相当于民国之前的识字课本，结果，被商业习气浓重的现代教育利用了。凡讲国学，一定要散发几本类似的小人书。漫说《四书》、《五经》，就是考证训诂之类的书目，当今学者都未必见到过。“五四运动”改变了主攻文化的发展方向，转而成为一种政治色彩浓重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了矫枉过正，“孔家店”被那个时期的激进干将一古脑地砸烂了，其中就有章太炎的****周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体制革命，文字简化，其中的利弊得失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做结论。但是，对于国学来说，这不是一般的灾难，而是灭顶之灾。国学挺尸，转而被掩埋进历史深处。文脉一断，再也活不了了，即使修复，也要至少50年——100年。这时，奢谈振兴国学，恐怕连哭灵的牌位都找不到。
（二），国学没有存活的土壤。
“倘要我们保护国粹，先要国粹保护我们。”这是鲁迅的话。任何一种东西，存活与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环境。赵匡胤尚文，成吉思汗崇武，上行下效，百姓跟风。如果没有半点实际用处，谁倡导也无济于事。比如哲学，那是一种最没有实际用途的学问，以此为职业的人就相对教少。再比如当演员，其中未必有什么学问，不过是天分加机遇，但是回报很高，电影学院、戏剧学院门口便总是人山人海。那么，国学是一种什么玩意儿呢？青灯黄卷故纸堆，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日常生活用不着的酸文假醋，显然，干国学不如卖国窖，念古书不如挖古董。民间的市侩已经不容忍国学的形而上了。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
（三），能破解国学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说：“五四时期，有学问的多，称大师的少；现在，有学问的少，称大师的多。”这就是21世纪的人文写照。想教授国学，首先是谁来教、怎么教、教什么的问题。康梁时代，国学渗透到文化人的生活中，恰如王羲之写书法，当时并不是一种谋食的行业，而是吃喝拉撒睡，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不可或缺。康梁时代，国学大师云集，乃至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时候，四大导师门下，也是高手如云。黄侃不就是带艺下跪的吗？在国学风行的年代，圈里人能互相切磋，取长补短。现在呢？当代学者对《易经》的通晓程度还比不过一个瞎眼的算卦先生（当然，《易经》被长期庸俗化，它的职能绝非巫医卜筮）。换句话说，天底下找不到几个明白人，拿什么来玩国学？即使硬着头皮上，也是慷慨悲壮，赔本赚吆喝。弄不出什么真正的东西。
（四）谁来为国学披麻带孝？
听说北京城里有位唱琴书的关学增，人生迟暮，不想把一身技艺带进棺材，便希望收几个徒弟；不想，热脸贴了冷屁股，根本就没人应征。可惜啊！国学呢？一样。即便王国维、陈寅恪重新从坟头里爬出来，开坛讲经，也未必有“超女”那样火。如果一种东西只能在博物馆或者保温箱里呼吸，那么，熙来攘往的现实世界，就不会给它打场子的尺寸之地。国学之痛恰恰是：挺尸太久，后继无人，知音难觅，应者寥寥。它已退化为极少数人的个人修养和爱好，再也没有力气大红大紫了。那些摩拳擦掌、号称振兴国学的先生们，精神可嘉。具体操作，还是清醒一点吧。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