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孙中山

——菲沙河畔说历史

　　孙文先生推翻了帝制，是中国民主的先驱，中华民国国父。至于其伟大绚烂的一生，自有不可胜举的传记。为贤者讳为尊者讳，这些如椽大笔之下自然多是其反帝功绩与灿烂生平的鼓吹赞与辉煌论。但随着时间推移，历史越来越客观，伟人值得推敲的地方也越多，孙先生自然不例外。

　　先说说早期的事情。孙先生从来不是一个谦恭的仁者，早在1912年，为了浙江的势力（浙江都督），陈其美（英士）就在孙先生的授意下，派遣蒋介石先生暗杀了当时光复会的二号人物陶成章（其与孙文素来不合，后来被尊为民国烈士），后来孙却要陈其美贼喊捉贼，让蒋逃往日本，把此事化解。最后蒋成为孙先生的得力干将其实从此时已经瞧出端倪了。

　　宋教仁被刺后，二次革命开始，又草草收场。其时黄兴并不同意武力斗争，最终失败。孙却把失败归结到黄兴的指挥，导致二人不和以至决裂。孙第二次流亡日本，陈其美帮助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毁前党造新党，还搞了象黑社会一样的誓约：“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独裁，而这样的革命党，黄兴等人都拒绝参加。而陈其美本来就是帮会人物，建立的一套恰恰是一种带有恐怖机制的党，这一切一直延续到蒋先生时代。

　　再说说孙先生和袁世凯。现在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其实跟孙文关系不大，他也就是用其革命声望来做最后的摘桃人。而袁大总统的所谓“窃国”，一方面是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另外也是实力决定，但袁举重若轻，收拾残局，避免了内战，满人政治结束，算是一件大功劳。而孙先生的所谓让贤大度，这也是孙先生的最大功绩，而这个功劳却是打折扣的。当然，袁脑子进水，想做皇帝，这是袁最大的污点，而先出兵反袁的蔡锷等人也不是革命党人，后来孙文在山东护国运动，更多的也是一种象征意义。当然孙先生的这种象征意义其实在当时已经是中国民主发展以及走向共和的重要推动，是其功绩的具体内容。

　　再看袁世凯同意的二十一条，用袁的话，“那二十一条，我不签字，也有别人签字。再说签字于不签字，日本人亡我之心都不死，路人皆知，以它的实力强行索要，谁能挡得住吗？这只是缓兵之计而已，这个国家就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卖？”不能说只是一种推托之言吧；再说，“别人”一词，换了孙文先生只怕一样。

　　孙先生与日本人关系的亲密由来已久，在清政府时期，日本人就非常支持孙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当时作为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遂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顾维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长）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的奥援和干涉。孰料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昂，将消息传回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而此时的孙先生，却与日本人暗中商量，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条”，主动承诺出让与日本，条件是日本出钱出力支持他及其党人推翻袁世凯。早在1914年，孙文便通过其密友，日本政客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线。他于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在信中允诺，一旦返华主政，当让与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军事及经济特权。无奈孙文当时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对他的空头支票不感兴趣。但孙文密函中所提出让日本之主权，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之蓝本。等到上述1915年因“二十一条”引发全国反日浪潮时，孙文旧事重提，于当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造（亦是孙博士的朋友），重申前函之建议，怕日本人不答应，还更加具体地阐述出让的中国权益，让日本人不忍拒绝。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袁背了黑锅，大约跟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情形相类吧。（以上见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袁世凯死后，张勋又搞了一次复辟闹剧（1917年），孙先生当然不甘落后又开始奔走反对，但复辟很快收场，全国已经稳定，北洋政府并没有做出什么太出格的行为。然而孙先生给段祺瑞等人扣上假共和的帽子，开始护法战争，挑起了内战。孙先生利用国外的政治献金（当然也有海外捐赠，但总体也不是太光彩），利用南方军阀（桂系、粤系、滇系，涉及人物有：唐继尧、赵惕恒、龙济光、陈炯明、陆荣廷等等）去打北方军阀，一时也是大乱，就连革命党内部也是意见不同，最终失败。而中国南方连年内战（1917——1922），经济各方面均开始倒退。

　　孙先生扛着护法的大旗，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地践踏法律。比如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共有议员870人，其中参议员274人，众议员596人。按规定两院非各有过半数之议员出席不得开议。可是，虽经多方联络，只有一百多议员到广州，而且约四成行止不定。1917年8月27日，所谓“非常国会”在广州开第一次会议，“到议56人，秩序颇乱，议长虽屡请各议员语言和平无效。”（出现激烈打斗，类似现在台湾的立委吵闹）这次会议和此后的会议根本不足法定人数。9日根据8月31日通过的《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大元帅，出席议员也仅有91人(孙文以84票当选大元帅)，离法定人数亦非常远。

　　更过分的是，现在的孙先生已经跟过去大不同了，对党内的反对者更无法容忍。护法战争时期又有几次暗杀行动，就是暗杀程璧光 、方声涛、陈炯明等人的事件。这些都跟孙先生直接有关。这些都有据可寻。

　　只说说陈炯明，其人本是孙先生忠实追随者，又有武装，一直颇受孙文重视。但在护法战争中（1920年），陈提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但这种渐进循序的改良路径，大总统哪里听得下去。两人发生矛盾。另外，此时孙先生已经准备借重苏俄，来完成中国革命，其时斯人已有列宁主义的倾向。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诸位！知道外蒙是如何丢的吧？由来已久，不要一概去骂共产党）。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后大怒，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4月，孙先生让黄大伟刺杀陈炯明，被黄拒绝。1922年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不否认陈炯明是革命的投机分子，但这样一个忠实的追随者都与他决裂至此，亦不知孙先生是否值得深深检讨。而陈炯明也在自己的信里写道兔死狗烹的境况，不由令人三思长叹。

　　1925年孙先生去世。留下了黄埔军校和渗透到国民党内部的苏联力量和中国共产党势力，新的纷乱已经不可避免，苦难中国继续埋下祸端。

　　读过许多史料和逸闻后，无疑心情就会多些沉重。我不知道怎么去看政治人物，这无疑是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大家喜欢用不屑和超脱的口吻去看政治，认为政治肮脏，政治人物卑鄙且谲诈，充斥着欺骗。可是，如果没有政治，那肯定更糟。在黑暗中进步，哪怕是一点一滴；尽管政治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个人野心而不择手段，但也要看到其自身负担的重压和使命，以及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的结果是否有正效应，都是综合看政治人物的方法论吧。

　　所以无法一概排斥某些丑陋和丧失人性的做法，比如蒋介石先生谋杀陶成章，周恩来杀顾顺章全家，徐锡铭杀恩铭，这些都象是恐怖主义，可是如果是刺杀日本人或者那些令人切齿的汉奸，似乎人皆曰杀得好，这又是另外一种困惑，不可以用简单的人性和尊重人权的现代法则去简而言之笼而统之地去乱套的。

　　另外，政治人物固然都有缺点，也许又是人性之弱点，但分别似乎也很模糊。康梁又能比袁世凯好多少？谭嗣同、宋教仁等激进派似乎慷慨激烈，而中国之革命倒是最怕极端主义的，他们上台（包括孙文）恐怕中国人民苦难更深重呢。至于毛创新霸业，与苏联结盟，也属无奈，但也实在是与虎谋皮，至于秘而不宣的领土丢失被激进青年知道，恐怕又要象骂二十一条一样了。过去只是历史，好在不平等条约大多都废除了（这其实还有赖蒋先生邓先生之功），且不去提它，不过在今世，你能说朱总理和李总理一样么？这还是分得清的。

　　哎（相当于古文中的嗟乎），俺象文抄公一般，第一次稍微严肃地在写历史。其中肯定不乏谬误和争议；事实上，就算写了这些，也不能改变俺对孙先生的崇敬，因为他伟大的地方可以写得更多。我一向不愿意臧否政治人物，亦不愿意用任何带感情色彩的词语去形容他们。好在一部青史，刻着伟人的各个点滴，已经没什么可以隐藏的了。

参考文章：

《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孙文》王怡
《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袁伟时


其实，这篇文章是以当代人的想法去揣摩过去人的意思。或者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